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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统文化可以拿来赚钱,但不能靠糟蹋文化赚钱

古琴札记2019-12-01 14:33:14

山西云丘山,正在消失的古村落

我们必须正视:一种文化上自我糟蹋的潮流正在“所向披靡”。


我们悠久历史养育和积淀下来的文化精华,尤其那些最驰名、最响亮、最惹眼、最具影响的——从名城、名镇、名街、名人、名著,到名人死后的墓室和名著里出名的主人公,乃至列入国家名录的各类各种文化遗产等等,都在被浓妆艳抹,重新包装,甚至拆卸重组,再描龙画凤,披金戴银,挤眉弄眼,招摇于市。


那些在“城改”中残剩无多的历史街区,忽然被聪明地发现,它们竟是一种天赐的旅游资源。已经拆掉的无法复原,没拆的虽然不再拆了,但也难逃厄运——全被开发成商业风情街——实际上是风情商业街。


更糟糕的是被世人称作“最后的精神家园”的古村古镇,也在被借名“腾笼换鸟”,迁走原住民,然后大举招商,一个个被改造成各类商铺、旅店、农家乐、茶社和咖啡屋混成一团的“游客的天堂”;在这天堂里连一间见证历史的博物馆也没有,导游讲的故事传说不少是为吸引游人而编造的伪民间故事。



山西“大同古城”


至于各种名人故居,大都是找来一些与其主人毫不相干的红木家具、老瓶老壶、文房四宝,三流字画,不伦不类地摆一摆,好歹布置个模样;没人拿名人的人当回事,只拿名人的名当回事。


还有那种原本安慰心灵的寺庙,不少处竟成了世俗的闹市。至于种种文化遗产,更是这种热热闹闹重新“打造”的对象。其中的历史的内涵、文化的意蕴、本土气质和个中独特的精神都到哪去了?没人管也没人问。



少林寺,一柱香卖6000元


有人说旅游原本就是走马观花的快餐文化,用不着太认真。那么,就再看看我们影视中的历史文化吧。


我们的历史名人只要跑到银幕和荧屏上,不论明君重臣,还是才子佳人,大都多了一身好功夫,动不动大打出手,甚至背剑上房。他们好像都活在时光隧道里。虽然身着古装,发型和配饰却像时尚名模;没有确切的朝代与地域,一切衣食住行的道具、物品和礼俗全是胡编乱造;有个老样子就行,或者愈怪愈好,历史在这里只是借用一下的名义,一个空袋子,任什么乱七八糟、炫人耳目的东西都往里边塞。



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剧照


一边是真实的历史被抽空内涵,只留下躯壳,再滥加改造;一边是荒诞不经和无中生有的伪造——这便是当今国人眼中的历史文化。


经过这样的粗鄙化的打造,在人们眼里,古村古镇无非是些年久失修的老房子,名人故居不过是名人在世时住过的几间屋子,庙宇都是烧香叩头却不知灵验不灵验的地方,历史上的人物全有几招花拳绣腿,全离不开男欢女爱,全不正经;没有庄重感、神圣感、厚重感、甚至美感。


我们不是把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挂在嘴边吗?如今国人从哪里能够感知这种博大精深?只能去一座城市才有一个的博物馆吗?


湖北省博物馆,曾侯乙墓编钟


文化不精不深,怎样可能“做大做强”?真正强大的文化一定又精又深。比如唐诗宋词、维也纳的音乐、俄罗斯文学和美国电影。只有在精深的文化中,才会有大作品和大家的出现,社会文明才能整体地提高。


问题是当下这种鄙俗化的潮流,这种放肆的粗制滥造,这种充满谬误、以假乱真的伪文化,正在使我们的文化变得粗浅、轻薄、空洞、可笑、庸俗,甚至徒有虚名,一边有害于公众的文化情怀和历史观,一边伤及中华文化的纯正及其传承。我相信,在这样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,很难对自己文化心怀挚爱与虔敬。如果我们不再深爱和敬重自己的文化,再伟大的文化不也要名存实亡?



山东阳谷县“西门庆故里”


到底什么动机与力量使这种潮流正在变本加厉?我想应当一句话戳穿,即以文化谋利。为了赚钱发财,为了GDP。GDP是衡量政绩的尺度——这也是问题的关键与症结之一。


任何事物进入市场,就不免受到市场规律的制约,不免依照消费需求和商业利益调整自己。但调整是科学调整,不能扭曲甚至破坏自己去换取经济利益,就像自然资源的开发不能破坏生态。


文化更具特殊性。因为文化最重要的社会功能是精神功能。它直接影响着社会文明与全民素质。不能为了畅销、热销、票房、上座率和收视率成倍增长,为了市场人气攀升,为了利润的最大化和“疯狂的GDP”,而放弃文化固有的精神的准则,即文明的、知识的、道德的、真善美的准则。这准则也是文化的尊严,这尊严一旦被践踏被玷污,文化也失去它存在的意义。因为被糟蹋的文化反过来一定还会糟蹋人的精神。



文化搭台,经济唱戏


由此说,问题真正的要害——不是拿文化赚钱,而是糟蹋文化来赚钱。还有比这样赚钱更无知、更野蛮吗?


当社会文明素质上升时,愈美好的东西愈有市场;当社会文明素质低下时,愈鄙俗的东西愈有市场。为什么我们为赢得市场和收视率就去迁就低俗,甚至不惜糟蹋我们的文化?


我们是否听到我们的文化正在呼叫:不要糟蹋自己的文化了!


任何有文化良心的人,都不能回避这个声音。


作者:冯骥才

来源:文汇报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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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骥才:文化产业的观念是绝对错误的


新京报:如今,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情况如何?


冯骥才:十几年过去了,从做出的一件件事来讲,民间文化保护有了一个轮廓:有法律保护,有《非遗法》;确定了一批传承人,也有了一些资金支持。有些国家,比如俄罗斯,就没有做这些整体性的非遗保护。这些成果跟知识分子的呼吁、媒体发出的批评声音、公众的文化保护意识密切相关。


这些虽然慢慢建立,但都挡不住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破坏的势头。前几天我在北京开会,我说我们的“非遗”正遭受第二轮破坏,主要原因有:


第一,申遗时,带着政绩需求,目的不纯。申遗成功了,政绩提升了,“非遗”就被扔在一边了。


第二,虽然给传承人发补助,但很多时候,他们见不到钱。有一次,我们想给日本、韩国等非遗保护做得好的国家介绍我们的经验,就近带他们去看了天津的国家级非遗“皇会”。现场,老人把伞盖等表演的家伙摆出来,那是乾隆年间的老东西,外国人一看,全傻眼了。我问那个会头,国家给传承人的资金补助,你收到了没有?他说,什么补助,不知道啊。我当时一听,坏了,我知道很多人收不到,别让日本人看咱笑话,把他支走了。现场,我写了个单子给他,“冯骥才欠某某会5万元”,叫他凭此为证,到我的工作室来拿钱。他不好意思来,后来协会派了一个人把钱给了他。


第三,非遗成为省级、国家级保护对象之后,有了知名度,就有企业进来开发。你想,民间的文化首先是自娱自乐的,又是手工的,承受力很小,很脆弱,和机器生产不一样,不能大量复制。比如说,湖南隆回有一支花瑶,他们刺绣非常精美,我们把这个刺绣列为国家级非遗。名单一公布,马上就有人把刺绣开发成旅游产品。现在,这个刺绣简直不能看,就跟电脑画的一样,什么文化内涵都没有了,大量复制。再这么下去,过十年,花瑶的刺绣就会消失。


第四,没有专家支持,这是非常严重的原因。在日本、韩国,他们把非遗称为“无形文化遗产”或者“人间国宝”。他们的做法是,比如说你是一个手艺很绝的木工,你的周围就有一个专家组,会主动帮助你,给你制作档案,帮你出主意,告诉你如何坚持自己的特点。对于天津皇会,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做的。因为这些非遗,是代代相传的,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形成了自己的个性,但不见得他们对自己的东西有认识,这得依赖专家。可是,我们的非遗,可以说,95%以上后面是没有专家支持的。


第五,城镇化的影响,这是最致命的。我们有一个调查,这十年,每天约有90个村落消失,这既包括传统村落,也包括自然村。我们历史文化的根在村落里,我们的非遗绝大部分也在村落里,我们少数民族的文化也都在村落里,如果村落消失的话,这些都不存在,就无所依附了。这些村落消失的最主要原因,就是城镇化。粗暴的城镇化进程对中国文化的根,特别是对非遗,是一种断子绝孙式的破坏。城镇化把村落彻底铲平了。比如说,我们这个村落里有种特殊的音乐,只有我们这个村落有,如果村落消失,这个音乐也就没了。这不是说有几个会音乐的人在,就能传承下去,而是这个村落里的人都喜欢这一种音乐,有这样一个文化土壤、文化空间。总体来说,民间文化一方面在稀薄化,大量地减少,另一方面,它变得流动,越来越不确定。


新京报:也许要和乡村建设两相结合,使之成为活态的接地气的保护。


冯骥才:对。我们首先把传统村落“过一遍筛子”,选出一批来保护,已经公布了第一批名单,马上要公布第二批。现在,我们要做的,就是研究保护标准,必须要有一套办法,我们正想组织一批专家来制定这个办法。没有办法,是行不通的。这是很重要的事,我们正在抓紧时间展开。


新京报:当我们谈论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的时候,是不是已经把它作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在看待,而不是觉得它是自身发展或者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正常现象?


冯骥才:对,民间文化本来是生生灭灭的,人们不再认同,就会放弃它,这是很自然的。有些东西,人们不喜欢它,它会消失,谁也没有力量挽留,这可以称为“正常消亡”。我认为,这是事情的一面,但是有另外一个问题:我们这个社会不是一个线性的发展,从“wen....ge”进入改革,从计划经济一下进入了市场经济,又一下子城镇化了。这样的“急转弯”,有些东西消失得太快,你都来不及思考。特别是进入市场经济之后,人们对物质的要求很高,轻视精神的价值。


还有,这些年的社会变化,使得我们缺乏历史情感、文化情怀。我们对我们的文化不太在乎,这跟西方不一样。几年就把所有城市都变成了一个样,这在其他国家没有发生过。这个时候,我们要特别提出文化保护,在一个非正常的转型时期,不能完全让民间文化正常消亡。


新京报:说到市场经济,在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方面,如何面对消费主义的侵袭?如果我想做民间文化保护的志愿者,这可能是要首先面对的问题。


冯骥才:这个问题挺麻烦。我曾强调,要和文化产业死拼,文化产业的观念是绝对错误的。我也说过,中国有三个产业化让我们积重难返,一个是教育产业化,一个是医疗产业化,还有一个是文化产业化。这样一来,教育、医疗、文化都向钱看,那这个民族坏了,我们没有长远的追求,特别是没有纯精神的追求,没有精神绿地了。文化产业化扭曲了很多人的价值观,认为文化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赚钱,所以很多愿意保护文化遗产的人,他们看到当地人赚钱了,甚至觉得是做了一件好事,他们对文化本身的价值并没有足够的认识。这一点,需要苦口婆心,反复不断地讲,要重视文化价值。


新京报:我注意到文化遗产保护遇到的一个难题:保护会引发关注,关注有时会不可避免地被商业利用,即使没有旅游开发,也可能由于过度的关注,人来到现场观摩,而有所破坏。你怎么看待这一问题,如何解决?


冯骥才:曾经有朋友告诉我,冯骥才你知道吗?你是好心干了坏事。他的理由是,你看到一个好东西,四处喊,喊了以后,谁都想伸手拿到家里去。但是我觉得,好肯定是要说的,不能让它自然消失。从西方来说,你比如,大家都说卢浮宫好,世界上每天有很多赞美卢浮宫的文章,但卢浮宫并没有因为这些赞美而消亡。关键之处,还在卢浮宫的管理。


我举一个另外的例子。我去凡尔赛宫的时候,有人请我看一间60平米大小的屋子,这是以前皇室人员去大厅在这里短暂休息的地方。这屋子曾经漏雨,损坏很严重,后来开始修缮,我去的时候刚修好,在里面却不觉得是刚修的。我一问,才知道这屋子修了16年。60平米,修了16年!屋子里椅子的垫布都拿出来研究,什么材料,什么方法织的,都有专门研究。这样对待文化的态度,你说敬畏,什么是敬畏啊?我们什么地方敬畏,嘴里敬畏啊。我们应该反思一个问题,我们是不是真正地热爱我们的文化,是不是真的热爱?


我也在反思:国家到底把文化放在一个什么位置。这个问题必须反省,不然我们无论怎么做,也不太能解决问题。实际上,我和你说的这些话,如果不是我说,换一个高级别的领导人来说,那个作用比我大得多。我说的话,只不过比一般老百姓的声音大一点而已。另外,我们知识分子有什么样的文化责任感,也需要反思。全球消费化的时代,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?公民也需要反省,最需要反省的是,我们有没有公共意识?我们说的这些话题,都跟个人没有直接关系,而是与公共空间有关。


来源:新京报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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